而我心憂傷

昨晚同時夢見了兩個前男友。在東京。

他依然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，雲淡風輕地笑，看不穿他到底在乎些什麼。面容笑得燦爛，而其實我心憂傷。臨別時抱了一下他，好像想把萬般的思念都透過身體碰觸的瞬間轉達。同行的另一個人消失了很久，打電話給他，他說他母親突然患重病，聲音在電話筒那頭哽咽。

一個比我年長的人曾告訴我一個故事，他有天早上醒來，已分手多時的前女友買了早餐突然出現在門前，若無其事地跟他說話，他問她怎麼會在這裡。她說，昨晚你不是來敲我門麼，你還跟我說，不如重新開始。他卻說只不過是喝醉了。我那時深信，喝醉了還懂得跑去她家門口，那一定是還深愛著她。後來漸漸明瞭，有些人，喜歡或不喜歡，愛或不愛，跟在不在一起無關。歲月教懂你的事情不多，而遺憾肯定是其中最刻骨銘心的一種。

〈抵達，軌跡以外〉—— 讀韓麗珠《離心帶》

——原載於「星期日明報」，7月21日。

在韓麗珠的小說中，她經常用到一個詞：抵達。在《離心帶》的最後部分，一個叫「鳥」的女孩要求賣汽球的男人將她當成汽球，放到天空，他作為社會福利部門的一員，提醒她在抵達那裡之前，她必定已經跌得粉身碎骨。在他眼中，她所要抵達的目的地不過是指死亡，鳥卻一再強調：「『那裡是，半空。』」而我們，讀者，往往跟賣汽球的男人一樣，難以進入那個在固定的地面跟天空之間，不斷延宕的例外狀態。

我們難以找到恰當而精準的文字去指稱韓麗珠所描繪的這種狀態，我只知道這個狀態存在於一種既不斷生成，同時可以帶來毀滅的空間，一如書題：「離心帶」。

「帶」既可以意味著連結，就像賣汽球的人為求穩住飄蕩者的身子，在他們手上纏上魚絲；同時亦可以指在飄盪者飄起的一刻所感受到的「離心」力和不安感。「離心帶」這書題本身已揭示出人與人之間在建立關係的同時，無可避免要面對的張力。鳥跟攝影師白曾經生活在一起，但時間的流逝令到二人的臉上漸漸蒙上了一層灰暗的色彩，鳥曾嘗試編織一張用鐵絲製成的網，以此穩住自己每逢夜裡便飄飛的身子，但最後只換來鐵網在他們皮膚上烙下印記。白為了按住她的身子，以自己全身的力量壓住鳥，但只換來窒息的感覺。當鳥感覺到自己正在一點點散失，便選擇離開。

鳥是一名「飄盪症患者」，患者經常在夜裡無聲地飄往空中，失去蹤影。但是，患者其實並沒有改變體重，唯一改變了的，只是他們感到內裡一些重要的東西，以及用以維持平衡和重心的元素正在慢慢地流失，直至某天身體終於飄起來。另一方面，從病理學的角度看，其中一種可能引發飄盪症的，是非常罕見的過敏狀況。飄盪者是一群逸出了日常航道的人。只是，不僅醫生嘗試將他們納入病理學中，嘗試理解、命名，以及「治療」，即使是病患本人亦可能對飄盪感到恐懼。因為無論是以病症、過敏，抑或是患者以命名，背後都指向了，「飄盪」實際上是一個需要被治療的毛病。然而，小說卻同時敏銳並深刻地指出，「過敏仍然是值得欣喜的現象，那是一種證據，顯示還沒有被『適應』收編其中。」我不由得想到在韓麗珠跟謝曉虹合著的《雙城辭典》中所寫到的另一個故事。在〈咬字〉一篇中，「一九九七之城」的居民忽然失去了自己熟悉的語言，故事中的母親很快便「適應」了新的語言，得以在社會中生活下去，而父親卻徹底失語。如果只有學懂「母親」的語言（「母語」）的人，才能在這城市生存下去，不禁讓人質疑，到底「適應」意味著需要捨棄多少曾經非常重要，植根於內在的東西。那個故事中失語的父親若是出現在《離心帶》中，想必又是另一名飄盪症患者。

面對分崩離析的內在，要不任由身體的一部分死去，依賴剩下來不完整的自己繼續過活，隨時面對飄盪的可能；要不，就只得適應那個往往改變得太快的世界。在小說中，鳥傾向於前者，而賣汽球的男人則傾向於後者。我說「傾向」，是因為鳥和賣汽球的人的位置一直處於變動之中。

鳥本來是一個退縮的人，但在尋找她失蹤了的母親「了」的過程中，她終於明白母親出走的原因。她明白，飄盪對於某些人來說，其實並非一件悲哀的事，甚至能因此而獲得自由。在閱讀她寫下的文字的同時，「鳥」跟「了」彷彿是一對雙生花，分享著某種生命的共同體，由是重新建立起她跟母親的紐帶，亦繼而埋下日後將自己放飛半空的欲望。

與此同時，賣汽球的男人原是一所突然倒閉的工廠的工人，曾經跟工友躺在路上，並輪流參與絕食。在放棄絕食的當下，「他確切地知道，把身體剝離那片空地之後，必定有一個部分的他已經死去。因此，他才能以目前的方式活下來。」鳥離開白之後，賣汽球的人成為了看守她的人，他的職責原是要將鳥維持在日常的軌跡上，但他的信念卻日漸動搖。當鳥隨著風勢飄起來，鳥第一次不再抗拒離心力，也不再憂慮將飄往何處，但是賣汽球的男人卻自知，除了腳下立足之地，他哪裡也逃不了。小說結尾的部分寫道：「他一抬頭，便看到那根接駁著他和阿鳥的麻繩已經被拉拔得筆直，彷彿是一個新增的地平線，可以在那裡建造一個新的世界。[…]只有那根粗壯的麻繩，仍然讓他感到，她浮晃的身子。沒有任何理由，他認為，他們將會一直如此，待上很久很久。」那個新增的地平線，正因為其尚未可以被固定、清楚描繪，而成為溢出邊界以外的特殊空間。小說中的人物說，出路在任何意想不到的地方。這讓我想到謝曉虹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：「這陣子我常常想起斯諾登在俄羅斯停留的那個轉機區，一個短暫的、不受任何國家管轄的灰色地帶。」或許，這就是其中一個在現實世界中，短暫閃現的特殊空間。

或許你會問，這個特殊空間可以維持多久呢？但這種想法，又何嘗不是再一次落入日常軌道的思考之中呢？讀了這本小說之後，我對韓麗珠的上一本小說《縫身》的結局也有了另一種想法。或許，那個「我」激烈至不惜以分離手術來爭脫連體人狀態，以致最後賠上性命的結局並非一個消極的結尾。畢竟，我們的身體已經在不知不覺間，受到太多的社會規範，而約束成某種自己也不自覺的樣貌。唯有消滅肉身，才能擺脫形體的限制，像一種韓麗珠經常強調的有機生命觀，任何的肉身或事物，不過是偶然的聚合下所現出的模樣，我們卻信以為那就是事物唯一而真實的樣貌，唯有將固定的事物鬆綁，才可以重新化成粒子，轉化成其他物質，拼湊出新的可能。

沿詞義蔓生《雙城辭典》

－－原載於《信報》6月22日

在閱讀《雙城辭典》的小說之前及之後，我反覆細讀了夾在書頁間，韓麗珠和謝曉虹的通信。這四封信是二人親手所寫，在筆誤的地方，還可以看到亂筆刪去誤字的痕迹。

曾聽不少文學圈中的人說，覺得韓、謝二人的風格相近，筆下的小說世界，色彩彷彿總是灰白的，同樣着重都市的意象以及空間的變異。我也留意到在兩人各自獨立的卷宗裏，各自藏着一篇對方的小說，一不小心，某個大意的讀者或者就會在一頁一頁翻過去時，甚至察覺不到另一人的作品已經混入了此一人的卷子之中。

黃碧雲曾說過，世上並無真正的同義字（詞），而只有近義字（詞）；縱使是在字典上標記着是同義字（詞）的條目下，在使用的時候總會因為上文下義，甚或字詞自口中吐出來時的聲響、韻律而產生出幽微的差異。因此，以為韓、謝二人風格相似的人恐怕也只是粗枝大葉之人。同樣地，這部結集也來自於她們不服從於權威辭典，所謂的「定義」也絕非無可撼動。文字及詞語總是潛藏着燦若繁花的想像種子，而這也就是，《雙城辭典》藉着「望文生義」最耐人尋味之處。

據二人的書信所言，《雙城》的源起始自雅虎知識上有關唇瘡的資料，而在寫作的過程中，國語大辭典網上版「帶給我們像甘露那樣的靈感和線索」。饒有興味的是，這些想像力豐富的小說同時也是由辭典中的詞條所激發的。文本跟辭典的關係也就不僅僅是其顛覆；若說顛覆，則只不過是由白翻轉為黑，而她們小說中所揭示的，卻是無數枝椏盤節的迷宮，在白與黑之間，展現出不同程度的灰階。

「假」的演繹

例如，在謝曉虹的〈假期〉中，「假期」的「假」變成了「真假」的假，要是有人身處真實的世界太久，他的皮膚便會愈來愈薄，直至全身血脈噴飛。避免如此下場的方法則是遺忘過去，前往他方，直至皮膚回復至原來的厚度。但「假期」猶有潛伏的危險：一旦身處「假期」時逗留過久，「假期」便隨時變成了「真期」。為此，故事中的悠悠阿姨便在一再的戀愛之中逃離，直至多年後回到原來的地方，卻因厭倦了展開新的旅程，而最終化為一灘鮮血。這種對「假期」的想像，既帶着一般厭倦了真實生活的旅人的想望，但彷彿也揭示出，一旦陌生的地方變得熟悉，也就不過淪為另一個真實的囚牢。

《雙城辭典》在韓謝二人各自的作品中，無疑也佔據着特殊的位置。韓麗珠在書信中自言：「我讀着我和你的小說，感到《雙城辭典》和我們另外的小說之間的差異。如果別的小說企圖靠向更嚴謹和更完整，《雙城辭典》就顯出了生活中破碎的、不穩定的、傾側和不一致的那一面。」在破碎與不穩定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《雙城辭典》當中的不少篇章更明顯地回應了我城的一些當下處境。

韓麗珠曾在前作《灰花》以單行本發表時，將原先在報章上連載發表的內容改寫，將明顯指涉香港的地方刪減。雖然讀者仍然不難看出小說中影射沙士一疫/役之處，但作者本人有意將真實背景虛而化之，小說所寫的都市經驗不再囿於一時一地，不同地域的讀者都可從中解讀出屬於自己的都市寓言。相較之下，韓麗珠在〈結髮〉一篇中便較為明顯地指涉「六四」。

設定在九七

「結髮」本為寓意情人之間的誓約為盟，但在小說中，城市人的頭髮變得雜亂一如鳥巢，髮之枯竭成為其內心創傷的外在反映。他們對於生活中的種種不滿宣洩在名目繁多的示威之上，當軍方人士以暴力終止他們的行動，他們的頭髮便愈長愈長以掩蓋失去了的部分。此時，小說中的人物期待揚起的風能使他們的髮「跟前方、後方或附近的人纏結起來，那麼，當警方要驅散人群的時候，便不那麼容易把他們逐一帶走」。至此，原本僅限於戀人間的私密「結髮」，反倒化為一種集體力量，形成一股對權威的抗爭勢力了。

謝曉虹的〈咬字〉則將背景設定在「一九九七之城」。這座城市原有的語言被毒素毀壞，市民一覺醒來口中再無法吐出熟悉的語言：「而那些曾經屬於這個城市的文獻典籍，那些筆畫繁複，形態婀娜的文字，只能像被割去舌頭的亡魂一樣，在一種神秘的哀傷裏徘徊，無法再向人們傳達任何訊息。我們只能藉着那些再也無從判斷優劣的翻譯著作，以及老人們矛盾百出的口述歷史，來想像那個逝去的城市。」失去語言不單單意味着失去聲音，失去的還有關於語言的記憶。

重生的生命

有的人，像小說中「我」的母親很快便學會了新的語言，但父親卻陷入長久的沉默。父親的失語，只有在咬下寫有已消失之語言的手稿時，他才重新感受到語言的臨近，但同時卻又悲哀地體認到，這種感悟再也無法傳遞給任何人。這種對熟悉的語言日趨邊緣的憂慮，相信對生活在我城的人都並不陌生。

他們在《雙城辭典》中所展現的特殊性，或許源自這些作品原本生活着的「根」──《字花》。 這些作品最先發表在《字花》，於2006年至2011年之間寫，開始時題目跟該期的主題相關；後來，由於《字花》的主題漸趨具體，而由二人另訂主題。《字花》本身充滿玩味，但同時毫無疑問又是一本積極回應社會議題的文學雜誌，韓謝對於香港議題的關注是而更直接地反映在以雙月刊出版的《字花》上面，更具即時性。如果將這些作品重新置回在《字花》每期主題的脈絡之上，相信又可讀出這些文本的另一重生命來。

*註：此文最初在《信報》上刊出時，作者誤標為「佚名」，實為本人所作，《信報》現已在網上版更正：

http://www.hkej.com/template/dailynews/jsp/detail.jsp?dnews_id=3739&cat_id=9&title_id=607498&txtSearch=雙城辭典

呆呆的鴨子，彷彿微笑著。

Blooming Iris

春田花花

散步遇見喵